京城汽车时代巡礼
发布时间：2012-11-06
我看季羡林先生写的《回忆陈寅恪先生》，说到头解放经济崩溃，陈寅恪取暖都没钱，北大校长胡适想赠他美元以解“燃煤之急”，陈不受，后以藏书相抵，胡老“海龟”派自己的小车去拉——堂堂北大仅此一辆。当时私家车之稀缺可见一斑。
解放后中国的轿车，首屈一指的就属“红旗”了，自大跃进年代第一辆红旗CA72诞生，献礼建国十周年大庆，从此成为中国人的骄傲、国家领导人的专车。时间逝去50年，今天单位里曾管计划生育的同志就驾一“红旗”，还老停社长车位前边，让人打哈哈：“一把手都排你后边？‘中央首长’就是牛！”
1973年我上高中时，和同学一起到安定门外青年湖附近一个汽修厂“开门办学”，其实是人家忙修车我们看热闹，瞧瞧师傅们如何捣鼓红旗的八缸引擎之类。有一修理工突发急症，厂子里刚修妥一“红旗”，拉上他直奔医院，驶进医院大院，刚停好车，医院的一帮领导齐刷刷奔下楼来。可能从楼上看见开进一“红旗”，肯定以为哪个大人物来了，那时轻易可见不着那车。待见到车里出来的“人物”跟俩油耗子似的，才屏息转身悻悻回楼。
1963年，上海汽车制造厂造出上海牌轿车，直到80年代，“上海”长期作为部长级公务车。参观过上汽的人说，那儿的装配工人特逗，拿一车门比划比划，不合适就再换一个试试，恨不能像木工似的给两刨子才能安上，根本没法跟后来桑塔纳生产线上什么都严丝合缝相比。
1966年北汽212吉普定型，成为“县团级”的标志，以至后来能弄到各式轿车的人也非这个“县团级”不坐。那是北汽“先前阔过”的辉煌时期，连帆布车棚都来不及配，有多少卖多少，没生产出来的也有一堆人排队等着呢。个体户的星星之火已渐燎原，盯在厂门口，服务于着急的提车者，专给光屁股212做车棚子，据说都发了大财。不过212确实太“初级”，连雨刮器都小得可怜，一刮，前风挡只留下俩“小扇面儿”。
随着1985年上汽和德国大众合资成立“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”，桑塔纳的身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无处不在，成为上世纪的宠儿，与其后的捷达、富康并称老三样，流芳遗韵至今不绝。车子已经和级别脱了钩，老百姓的屁股也坐进了小车，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性进步。
1983年，“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”成立，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合资汽车公司，产品最初是切诺基2500；1984年，中国“微面”的鼻祖天津大发出世，1986年，夏利轿车同样出自津门；1991年，一汽-大众捷达在长春下线；1992年，神龙富康在武汉诞生；2002年，北汽与韩国现代组建了中国加入WTO后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企业“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”。
2012年1月20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：2011年，我国汽车市场平稳增长，汽车产销量双超1840万辆，再次刷新全球历史纪录。汽车制造业这个推动世界前进的引擎，是现代文明无可争议的标志，也为私家车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。
照排的同事郭庆，早先酷爱北京212，尤其欣赏其槽钢的保险杠，说开着它没人敢跟你这儿加塞儿生挤。现在212属黄标车，已然不能进五环了。有回堵车，他仗着是越野，打轮上了路牙子，想从绿地上超过去，没想到那儿才浇过水， 212又死沉，一下陷那儿动不了窝了。没辙，叫救援吧。救援的一来，先扩大业务，说你不如先加入我们公司，350块管一年，包括这次。他想一次就200，行啊，填表交钱拿救援卡。救援车倒过来还没拖，就陷那儿也需救援了，只好再来一车救援。那小子乐坏了，说他们这回赔大发了。
单位里高人不少，爱学肯定是最早的一个，听说报社得到的第一笔赞助，就是她“拉”来的一辆旧212。所以她开车也早，他们火炬报的人一坐上她开的车，都紧张地四处踅摸：张老师，先别并线，后边儿来车了！张老师，您拐弯得开转向灯啊！提醒之声不绝于耳，把坐车的都累够呛！有一回她从朝阳门立交桥向西来，到报社门前就靠边停车，过马路，进路南的报社找司机：“小夏，帮我把车调过头来吧。”小夏挺纳闷儿，听说她开车愣啊，怎么调头都犯憷？出来才找到答案，原来是车上没人给她“观敌瞭阵”。
时事报主编姜莹也特有意思。报社在潘家园时，有一次我开车到单位门前，刚停路边，没待熄火，车门猛地被打开，姜莹一屁股坐到了副驾驶位置，开口一个字：“走！”有人说新司机都是“管状视野”，直摸磕眼，旁边一点儿看不见，我就没看见她在哪儿站着。而且她一说话，也让我直犯糊涂：“咱走哪儿啊？”她一听动静不对，扭头见是我：“哎呦，错啦！”马上又下车了。我也从另一边下了车，问怎么了？她说她们部门出去活动，来接她那车也是“忍者神龟”的颜色，正巧我出溜到她跟前停下，她当然看都没看就拉门坐进来了。
我第一次坐小车是帮一单位搞设计，完事太晚了，被一小伙子送回家。看他那四下里乱响的破车像日本的，就问是尼桑吗？答：是尼桑的爷爷——达特桑。到地儿我开车门未遂，小伙子说车太老了，里边开不开。先下车绕过来打开右侧车门。坐老爷车，还能享受老爷待遇？
还有一同事小崔，以前开过一奥拓，一般人见他的车都躲着，前保险杠撞了不知道多少回，两边都翻过来翘着，猛一看像车脑袋上长俩犄角。它是左车门闹毛病，也是从外边能开，里边打不开，一度他下车只能从副座那边出去。有一天他开车到单位门口，还是倍儿麻利地从右边吱溜钻了出来。有人说崔爷，你车门不修好了么？他恍然大悟，忘了，但鸭子死了嘴还硬，脖子一梗：我从这边下习惯了！
美编室朱嘉惯搞现代艺术，老说开夏利像在马路上坐一马扎儿。头些年到法兰西转了一圈，回来就换一毕加索，得意劲儿甭提了，说国外有气质的艺术家都开这种两厢车，三厢的太俗啦！正在单位门口跟我们云山雾罩、口吐莲花，正巧张延平停好车过来。朱嘉忙说社长慢走，我换一新车您瞅瞅。领导回头瞟了两眼，一笑，说不就一面包儿嘛！快步进了楼里。“艺术家”在他身后张了半天嘴没说话。
以前单位门口没俩车，都姓公。后来私车日多，一下班，记性不好的得满处溜达着按遥控器，哪儿一响，车算找着啦！1997年初，我也买了“捷达”，尽管比现在同配置的贵一倍。以前住东城的人说去一趟丰台，感觉比去北大荒近不了多少似的；后来哥儿几个一高兴，立马来一趟昔阳，参观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去。更甭提还有近乎职业的“驴友”，能开车满世界走。
开车上下班，没方便几年，堵车就成了一大烦心事。大概北京人都不会忘记2001年百年不遇的大塞车。12月7日傍晚，一场中雪致使北京的地面交通大面积瘫痪，大街小巷似乎都成了阡陌相连的停车场。那天我去电影学院接女儿回家，平常五点到家了，结果这回过了午夜还在道上磨蹭呢。
进入新世纪后，我拉女儿去清东陵游览，无奈102国道全线修整，于是，转道去盘山。在烈士陵园门前停好车，上前一问，说是有任务，闭园了。我跟看门的老人讲：我们从北京大老远地蹽来（从平谷到唐山，说跑路都是“蹽”），就是让孩子受受教育，再说我们进去，也不妨碍您的任务不是？老人觉乎着有道理，就开门让我们进去了。我又陪女儿浏览了一遍我初中时就看过的包森、田野等烈士的事迹。没车的时候顶多是去景山、龙潭湖转悠转悠。
机动车多了，各单位保安的工作也多了一项：指挥车辆。我在单位停车，对他们的指挥绝对是令行禁止，因为他看距离都沿可沿儿，我就见一同事倒车时自己没把握好，听到“停”再刹车，没立时停住，咣当一声，保安赶紧说：撞上了！把他气够呛；路边一饭馆的保安进城不“忘本”：您再倒一点儿，倒！倒！倒！吁！一听就知道以前在村里是车把式；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一个老保安对新手说：你叫人把方向打到家，得说“打满”，不能说“打死”，赶上葛的，人不爱听。
十几年过去，女儿的驾驶本都换过一回了，尽管她最长的驾驶经历是把车从亦庄开到方庄。同时买车的人多半更新换代了，所以老有人对我因循守“旧”不解。我说没看过报道么？说是后海一带深宅大院甚多，一些街道老太太可能家里连“残摩”都没一辆，但看惯了高档坐驾，再瞅见两厢车都嗤之以鼻：这哪儿是车啊！我觉得年检能过就行了，好歹也是铁包肉，比以前骑摩托的肉包铁强多了，不是有句俗话么：要想死得快，就买一脚踹。不就驮我上下班吗？结果被人批评：都这么想内需怎么拉动？尤其惭愧的是要一有毛病，熟悉的修理工都“歧视”我：再不换车，我们拒绝为您服务了啊！没办法，只好更新换了代。
中国著名报人邵飘萍，有几次经典采访：
1917年，府院之争正烈，总理段祺瑞深夜从天津返京。邵飘萍闻讯乘汽车直奔段宅，让车夫急鸣笛，门卫以为定是政府大员要急见总理，便开启大门让他进去。那一回合，老段大胜黎黄陂，满腔得意，几乎全盘托出事情始末。这次采访奠定了邵飘萍在新闻界无人望其项背的地位。
有一次段政府内阁会议讨论“金佛朗案”，不让记者采访。所谓佛郎就是法郎，庚子赔款中法国部分本可用纸币赔偿，但法国通货膨胀，纸币贬值，于是法国要求用黄金代替纸币，中国因此多支付了8000万元。邵飘萍雇了一辆小轿车到会场外等候，见法国公使的汽车来了，马上尾随而入，门卫以为是一道来的，邵飘萍顺利进入会场，得到了内阁会议全部内容。
邵飘萍不仅开国人自办通讯社和新闻学教育先河，而且1920年还购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，成为中国新闻记者自备汽车采访的第一人。试想如果前边是奥迪，后边跟一夏利，他的得意之作起码就要减少两篇吧？可见汽车这个身份的象征，历史悠久，何等重要！
现实中偏就有夏利跟在奥迪屁股后头的镜头。
报社同仁王世荣任总编助理之前，还在采访一线。有一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增添澳门抗战内容，他拿到市委宣传部发的车证去采访。因为有刘琪、何厚铧出席，安保措施严密。警察见一大屁股夏利晃晃悠悠过来了，马上拦住。他不慌不忙把车证递出去，警察拿着翻来覆去地看，怎么看这车都别扭，可证是真的假不了，只好眼睁睁看着夏利跟在一串奥迪后面进了警戒线。
世荣说这样的事不少，还没车时，要到大会堂开会得打车，平时看见交警就发毛的司机直含糊，他还得给的哥打气：“你开你的，没事！我有采访证呢！”见警察放行，司机顿时神气了不少。
在我车号限行那天，坐公交车听到不少笑话。比如一小伙子正高谈阔论，一阵轰鸣窜过一高档车，他的“现挂”顺嘴就来：“这车我知道，顶牛了，在旧宫见过，它一跑，我都傻了，只见满街的车怎么都往两旁闪啊？车没影儿呢，声儿先过来了，快得不可想象。奔驰都得在后头捎着，怕刮着赔不起啊！SUV的标志占满了一个车门子，你要订制的，得等六个多月。足足600多万啊！我买一西瓜还得跟我们那位商量呢。”
2009年9月8日的《法制晚报》报道：“最贵跑车藏身CBD”，全球仅有5辆的帕加尼跑车，在这儿就有两辆！地库里的多辆法拉利、兰博基尼超级跑车都属于这个车主。据介绍，车主家族在河北曾从事钢铁业，这两辆车的购进价格6000余万元人民币。还是法晚，2011年4月20日刊文：今年在中国市场上的兰博基尼超级跑车销量，可能超过美国，去年兰博基尼在全球市场的销量下滑，而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比2009年增长了一倍以上。面对这样的消息，我不知道读者有何感受。
好车露脸的时候多，现眼的时候也不是没有。一个冬天的早晨，一辆跑车嚣张地超过慢吞吞的公汽，突然出了碰撞事故。驾车的是一时髦女郎，穿着小短裙，抱着宠物小狗站在车外，等候交警来处理，冻得直哆嗦。看热闹的人说肯定是空调坏了，在车里还不如在外面呢。
2010年7月7日的《汽车时代》上，有一篇《布衣新贵·体验大众新辉腾》的文章，我看到“布衣”二字，以为很便宜，结果被讥为老土。听说那车最老的款、最便宜的也得百万以上。“布衣”只是言其外观端庄，没有让人一看就马上反应出这是高档车。
在2012年8月的北京市交管局网站上，日期后面显示的是“截至2012年7月底，全市机动车保有量511.6万辆”。1997年初，报社一同事在我之前两天登记的车号，只比我的小721，就是说当时大约每天只曾加360多辆车。2002年，北京的机动车达到180万辆时，当时的媒体就报道说：这是一个极限，北京将不能承担更多的机动车出行。事实印证了一句曾经的豪言壮语：“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”2010年底，增加机动车最多时是每天5000辆。
北京市交通研究中心分析，北京的机动车存在“三高四低”的问题：“高速增长”、“高强度使用”、“高密度聚集”，和“买车门槛低”、“小汽车使用成本低”、“绿色出行意识低”、“替代出行方式服务水平低”。
北京从201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《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综合措施》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买车得摇号了，摇上您了才有购车指标，才能买车上牌。没摇上，您等下月再跟着摇一遍，反正一年总量控制在24万辆，个人占88%。
一句话，汽车时代的进步任重道远。
